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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具象凝结，也是时代发展的鲜活注脚。2019年《人民文学》第七期刊发的厉彦林先生报告文学《城市》，以“人类文明根须，大头扎根在农村，小头延伸进城市”为引，将城市发展置于城乡文明演进的宏大坐标系中，用文字为笔，蘸取时代的浓墨，在城市发展的画卷上勾勒出细腻而深刻的笔触。那句“城市是坚硬的，人心是柔软的；建筑是冰冷的，心灵是温热的。城市迅速发展这么多年，我们的血依然是热的”，如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读者与中国城市发展共振的情感闸门。

　　厉彦林先生在文中掷地有声地表达，中国用40年左右的时间，走完了西方100多年的城市发展历程。这一论断，既是对中国城市发展速度的精准概括，也为全文的叙事与剖析定下了基调。他以多组镜头铺展城市发展的多元图景：从中国四大古都的迁都史，看城市文明的早期积淀；从伦敦奥运会东伦敦改造中对老建筑的守护，反观城市更新的另一种可能；从喀什老城改造中“色格孜”黄土墙的保留，见证传统文化与现代民生的融合；从雄安新区的设立，窥见中国城市发展的战略新篇。这些跨越时空的案例，让中国城市发展的脉络与世界城市演进的轨迹相互映照，也让读者看到城市发展中“守”与“变”的辩证关系。

　　在“溯源与基因”篇章中，厉彦林先生从“城”与“市”的字源考据入手，梳理出中国城市“因城而市”与“因市而城”的两种发展轨迹，点明城市是人类文明物化载体的本质。他回望农耕时代城市的军事与祭祀功能，对比工业革命后城市化的加速进程，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城乡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失衡问题，也肯定了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主题背后，中国对城市发展认知的进阶。这种对城市本源的追溯，让我们读懂城市发展的历史逻辑，也为理解当下的城市问题埋下伏笔。

　　文章并未止步于对发展成就的歌颂，而是直面中国城市的“成长烦恼”。作者直击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生存现状——他们用汗水浇筑城市高楼，却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点出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困境，以及“摊大饼”式扩张带来的资源浪费；也感慨深圳从渔村到大都市的奇迹背后，中国城市发展的“摸着石头过河”。正如建筑学家沙里宁所言“城市是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负”，厉彦林先生透过这些“烦恼”，看到的是中国城市在高速发展中亟待破解的质量与内涵难题。

　　据介绍，当年居民大多住着土木、砖木结构的房屋。层层叠叠的生土房屋，险象环生的过街楼、半截楼，纵横在地下、存在安全之虞的地道，让老城悬在危险的崖口上。原本就不稳当的土木结构房屋，经过百年风雨，大都岌岌可危。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喀什老城区危旧房改造更加迫切。2009年，全面启动老城区危旧房改造。老城的高崖土层中有纯正的黏性黄土，尔族人称之为“色格孜”。现在，改造后的老城依然保留着古老喀什原汁原味的历史风貌和民族特色：黄土色的磨砂砖墙、庭院式的古朴民居、热闹的巴扎、淳朴的手艺人，每一条街巷都在讲述着老城顽强的生命史诗和现代品格。徜徉新城之中，依旧是古老的黄土墙、古老的骡马店和烤馕炉，古老的陶器店依旧在山坡上招揽着八方游客。

　　镜头四：2017年4月1日，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消息一出，犹如平地春雷，响彻大江南北。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发展迅速，也面临着诸多问题，需要强化首都功能，疏解非首都功能。雄安新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个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国家大事、千年大计。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集中承载地，将形成北京新的“两翼”以及京津冀区域新的增长极。雄安新区这片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和光荣革命传统的大地，正跳出以往的开发建设模式，逐渐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支点，谱写老北京的新传奇。

　　我国的“城市”这个概念最早见于战国史籍。《韩非子·爱臣》：“是故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早期，人类居无定所，随遇而栖，三五成群，耕作渔猎而食。随着群体力量日趋强大，猎物吃不完需要贮藏，大都选水草丰美的地方定居。定居下来后，为抵御野兽侵扰，便在驻地周围扎上篱笆，这便是早期的村落。随着人口繁衍和群体分化，收获丰盈的群体，便用多余的猎物向其他群体换取自己需要的东西，伴随早期商品交易，“城市”便形成了。正如《史记·五帝纪》所云：“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几乎所有国家都会经历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城市是伴随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诞生、成长的，农耕时代，人类定居，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城市文明开始积淀、传播和扩展。农耕时代的城市主要用于军事防御和祭祀仪式，是居住和消费中心，城市规模小，相对封闭。最早的城市大都与政治需求有关，如王室驻地、诸侯封地、军事重地等，靠相对充裕的经济供给保证政治功能。真正意义的城市是工商业发展的产物。譬如我国古时的长安、洛阳，十三世纪地中海沿岸的米兰、威尼斯、巴黎等，都是重要的商业和贸易中心。工业革命之后，城市化步伐明显加快，农民不断拥入，城市迅猛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坚守农业大国的传统和优势，同时大力发展工业，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城市高速发展，但城乡“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情况随之出现。

　　中国的城市起步相对比较晚、发展比较慢，从发展轨迹看，一种是因“城”而“市”，多见于战略要地和边疆城市，如天津市就起源于天津卫。另一种是因“市”而“城”，先有市场后有城市，这类城市比较多见。2010年上海举行世博会，确立“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象征中国对城市认识达到新境界，重视关注和涵养城市生态文明。城市追求集约、低碳、绿色、节能、便利，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每位市民、每位来访者都能共享现代文明成果，城市发展步入以人为本、人为主体的新阶段。

　　农耕历史最久、农耕文化和社会结构积淀最深、地域面积最大、人口最集中的农村，是工业化和社会转型相对缓慢的地方。毫无疑问，大量农民进城务工，推动了城市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和繁荣。城市吸引力和农村推动力，促使大量富余劳动力迅速聚集于大城市。无论是在北京、上海、天津，还是在中西部城镇化率偏低的城市，无数农民工都以各种方式和职业顽强地生存着。外来务工者只要在一个城市常住超过六个月，就可算作常住人口，全国峰值人数曾达两亿七千万。绝大多数务工者是为了更好地生活，追求自己的梦想，其实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只是浅层次融入城市，各种权利保障与福利保障还处在较低层面上。他们大都生活在工友和同乡的小生活圈里，与城市其他群体来往、交往不多。

　　早年工地里女工很少，主要是打零工和从事后勤保障，如今越来越多的女工也承担起和男工同样的劳动。她们为了家人和生活，想攒钱在城市买房子，一家人能住在一起。“我没什么文化，希望孩子能努力读书，生活得比父母好！”新生代农民工与父辈有着明显不同，他们对于工作和生活有着更多、更高的期待，对于自身有明确的认知。那天我看见一个小伙子一直盯着眼前一栋刚封顶的大楼发呆，便询问起来。原来这栋楼是他和工友们用一年多时间盖起来的。他说起平日的辛苦：“夏天热得难受，皮被晒脱了几层；冬天在架子上劳动，握钢管的手冰得僵硬，失去知觉。在建造期，我可以穿房越户，爱到哪儿到哪儿，一旦房屋落成，就再也不能跨入墙里一步了。工程完成了，只能远远地望着窗子里柔和的灯光，祝福每一个家庭都安居乐业。”他背起沉甸甸的行装，笑着说，“我该去另一个工地了。”这番话，说得我一阵心酸。

　　细数人类的建筑活动，由原始状态下的掘洞、构巢而栖，到后来的垒石、架木建筑而居，核心是让建筑更好地适应人的生存和生活需求。扩张或许会背上沉重的包袱，正如生命体都有周期一样，城市也有成长的过程和基本规律。可喜的是，人们已开始探寻：城市发展有何规律？衡量城市发展质量和健康的标准是什么？支撑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从何而来？城市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挑大梁？如何创新城市规划管理理念，杜绝“摊大饼”式的蔓延和“大水漫灌”式的管理，真正精准发展、协同发展？

　　中国几十年的造城运动，许多地方政府靠土地维持运转，同时又欠下债务。曾使许多农村因城市膨胀而面目全非，处于“失血”或“贫血”状态。中国的改革发展，包括建筑行业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壮大起来的，但这绝不是抛弃地域特色、欣赏习惯和主体意识、文化价值，搞建筑试验的理由。建筑文化应当也必然形成和展现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譬如大气的北京、“东方巴黎”的上海、在中国城市变迁史上品尝过“生猛鲜活”的广州、最具活力的“创新之都”深圳、在互联网时代焕发青春的杭州、魅力四射的品牌城市青岛……这一串串特色鲜明、令人惊艳的城市，让中国、让世界称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快速城市化，成长最快的城市当数深圳。从1980年国家批准设立经济特区，深圳以“深圳速度”从一个小渔村发展到人口过千万的现代大都市，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

　　城市建设有“面子”与“里子”之说。多数人认为，“里子”主要指以地下综合管道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其实不然，地上同样有“里子”，这个“里子”带有丰富的人文关怀内涵，体现了城市建设包容性和城市需求多元化。自行车是既经济方便又没有污染的代步工具，在人口密集、交通拥堵的城市，自行车相比汽车优势更加凸显。2017年夏天，济南市自经十路开始，在路口增设了乳白色的遮阳棚，为等候指示灯的骑车人提供相对舒适的环境。这些摆在马路边的设施，也算城市的“里子”。

　　城市都有自己的成长坐标和发展方向。“社会管理科学化，以人为本常态化”是城市管理的目标，“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城事”系着群众福祉，得下些绣花般的精细功夫。承载好心情的，不仅仅是房子、票子、车子，还包括惠及老弱病残，涉及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生活琐事。小事不可小看，细节决定魅力和吸引力。比如厕所问题不是小事情，小厕所连着大民生，关系大文明。厕所革命，也是城市一场从“面子”到“里子”的变革。

　　某位著名学者曾预言：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影响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一件大事。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乘上高速发展列车，城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大江南北遍地冒出城市“森林”，成就举世瞩目。随着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问题也相继袭来，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房价虚高、管理粗放、应急迟缓等问题越来越突出，甚至无视城市规划、盲目建设新城新区、无序扩张，遭遇“成长烦恼”，患上“城市病”。这些病症给市民工作和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指数。

　　快速城市化，“城中村”功不可没。城市发展快，而“城中村”状况并未彻底改善，仍旧保留着农村的生活方式，在就业、生活、安全等方面存在盲区和隐患。这些“新城市人”，分布在城市各个领域，既是城市建设者，又是城市的新主人。我国自1958年实施的户籍管理制度，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带来城乡二元的分隔分离，制约了农民在城镇落地生根。取消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区别，提高了常居人口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却依然偏低。与户籍制度紧密衔接的各种政府服务和公共产品并没有跟上，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障还不是同城待遇，公共服务均等化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迅速膨胀的城市，治疗城市病，既要靠内部生长动力，还要靠外部疏解。京津冀协同发展，只有周边新型城市群形成了，北京的压力才能真正得到缓解直至根除。如今，交通拥堵已不再是少数大城市的专利，很多二三线城市也加入了“堵城”的行列。治堵，成为许多城市共同面临的难题。为治理交通拥堵，各城市不遗余力，北京的“摇号”、上海的“拍牌”、广州等城市的“限购令”，都是从“堵”的角度控制汽车数量。数据显示，我国多数城市公交机动化出行分担率刚过三分之一，与国外同类城市差距较大。改善提升公共服务，把社会财富、基本公共服务的蛋糕分公平，是个世界级的难题。如何确定分配和共享蛋糕的权利和资格？妙招一条：分什么，让百姓定；怎么分，让百姓提；分得好坏，让百姓评。我国已着手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社会治理格局和体系。

　　城市涵养独特的精神与文化，才能让人有认同感、归属感和亲切感。记得1992年6月27日，那是一个炎热的星期天，我和同事们在省委大楼加班，中午有位同事提议用自行车载我去即将被拆除的济南老火车站拍照留念，我摇了摇头，因我刚调到济南工作三年，对那精细而坚固的钟楼没有感觉。不几天，济南那个老火车站被拆除，这件事当时遭到学界和百姓责问。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名气的火车站之一——江苏浦口火车站，据说它是中国唯一完整保留历史风貌的百年老火车站，在喧嚣的城市中藏下隐秘的美好，“我们把它当作老者一样去守候”。这个火车站叠印着许多历史的记忆，人民从这里发起渡江战役、朱自清《背影》中的父亲穿过铁道爬上月台买橘子等。每个城市都有无数条街道，有时一处名人故居、几座风情建筑，哪怕是一间不起眼的特色小馆，都能让人记住那条街的名字，成为这条街的特色。每座城市最著名的老街，都是因为融合了历史的记忆和当地特色才被保留、传承下来。建设环境友好型与人文关怀型相统一的社会，正是现代化城市的独特魅力所在。

　　敏锐的人总是关注经济世界的颠覆性革命。它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也会形成对传统的剧烈冲击。互联网的崛起让实体企业饱受阵痛，移动终端则宣布纸媒世界的失宠。互联网正改变着社会形态和交往方式，有些青年结婚收彩礼干脆设置二维码，就连卖烤地瓜和擦皮鞋也都刷手机、用支付宝了。每一个人都融入纷纭的社会，没有人能自成一体、身处与世隔绝的孤岛。但仍有一首诗、一曲歌、一声问候、一丝关爱，会让我们泪流满面、刻骨铭心，需要我们去寻找、发现和坚守。

　　在楼群膨胀的城市里，书店相对较少。书中没有“黄金屋”，书中也没有“颜如玉”，但我还是欣慰地看到，那些坚守的读书人依然面目凝重，穿行于书店、图书馆，依然“腹有诗书气自华”。法国哲学家帕斯卡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它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这样的生活态度，历经岁月洗礼，正逐渐被世人认同。无论媒体变局多么剧烈、传播介质如何进化，优质稀缺的信息、深刻多元的思想和温暖心灵的情怀，都是生活的必需品和保健品。

　　我赞赏梁晓声先生对“文化”的解读：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须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2017年7月8日上午，我和妻子兴高采烈地去儿子的宿舍看望出生不足三个月的孙女。走进楼道，我看见保洁员上三年级的儿子正坐在水泥地上，背靠楼道墙壁，把书包放在自己的大腿上，不顾周围的嘈杂，认真仔细地做着数学题。女保洁员坐在一旁满足地欣赏着儿子，还不时用扇子帮他赶着蚊蝇。我走向前仔细看了一眼孩子和数学练习题，情不自禁地夸奖：“这孩子，真用功，长大肯定有出息，保准能给爸妈争气！”“城市是我家，文明靠大家”。愿我们能摆脱琐碎的忙碌，走进书店，拿起书本，沐浴“书香中国”的书香，认识自我，懂得生活，开辟和享受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

　　世界许多地方，当总人口进入迅速增长期，老城市也就步入大都市阶段。乡村既不等同于愚昧落后，也并不是充满快乐和满足；城市虽然光鲜亮丽，同样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城乡协同，互助互补共赢，才会持久繁荣。中国正探索城市与乡村同生共荣、互惠发展的道路，村庄在城市得到正当利益、权益和收益，让大都市有节制地占有资源，兼顾乡村的生存与繁茂。如何在社会变化时，束缚因物欲而躁动的人心，平衡因利益而对立的矛盾，协调城乡同祖同族的发展关系，摆脱小至社会治安、大至地球危机的困局？如何深度探寻经济、社会、生态三者均衡，与文化、文明同生共荣的城市接续发展的路径？是我们应该思考的。

　　当大城市达到特大、超大规模，辐射效应就占了上风。因成本越来越高，特大、超大城市自然会发生业态转移，产业、功能、服务往周边的中小城市与农村地区渗透、拓展，产生连带效应。生产、生活、生态，是衡量城市发展好坏，能否宜业、宜居、宜游的标准。一个城市有无实力，首先看发展功能、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其次看生活功能，包括就业、就医、教育、居住、购物、娱乐、出行等是否舒适方便；最后是生态功能，包括绿化、空气质量以及垃圾和污水、应急处理等。如果一个城市没有产业和服务业支撑，过分依赖房地产，必定空心化、概念化。

　　城市化是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发动机，有力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长远看，中国真正实现转型、走向强盛，最根本的是要实现高质量的城市化、城乡共荣。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开始进入中期阶段，呈现加快发展趋势，涌现出一些新兴的城市群（带）。中国的城市化已走出单纯追求GDP、先污染后治理的灰色城市化，转入以人为本、城乡一体、生态宜居的绿色城市化。城市群或城市圈中，通常以某个或多个大型城市为核心，周围簇拥着许多中小城镇，每个城市功能不同、定位各异，彼此之间相互补充、互通有无。协同共享，形成了网络状的城镇发展新格局。这种城市群发展格局聚集效应明显，不但聚集着全国最好的发展资源，也以快于全国的发展速度引领区域快速发展。中国城市化呈“东稳西快”的发展态势，各地被城市化的现象正在逐渐消失。居民现代生活需求旺盛，点燃了锻造中国城市化质量和品质的火焰。有方便的水、电、煤气和交通工具、娱乐场所，居民生活舒适，才是家的感觉。坚持“踮踮脚够得着”，甭想“一口吃个胖子”，着力解决就业、教育、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城市社会、环境、文化与人的全面发展就能跨越提升；“我爱我家，我爱我的城市”，才会成为市民的肺腑之言。

　　《清明上河图》生动地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城市生活的面貌，描绘了汴京的城市繁荣，让我们仿佛目睹汴河、船只、虹桥、旅店、街道、货摊和普通百姓自在的生活状态，沉醉在温情、欢快、祥和的氛围之中，好一幅民俗风情画！城市不是无血无肉的机器，而是有灵性、有感知的生命体。岁月匆匆走过近千年，今天我们规划和建设家园，必须怀着对天地、对自然、对历史和先辈敬畏的态度，保护和复活风土人情，彰显文化风度和情感温度，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越来越多的城市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我们渴望看到各种花草和树木，还有动物、昆虫的身影，与老建筑、老地景融合在一起，赓续一曲老民歌、老民谣、老传说，缓慢诉说历史故事和各自的秘密、传奇。用美的眼光，唤醒爱美的人心，在建筑群中自由自如地生活。累了，可以仰头欣赏天光云影，看到鸟群飞过头顶，甚至听到小鸟振翅的声音。